一
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两度出仕之后隐居在家的陶渊明写下了决心以躬耕陇亩为志的咏怀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1）
自来论者言及陶渊明的归隐原因，通常多是从作者的本质性情或者干进受挫、"猛志"难逞的角度加以解释，而对陶渊明身处的居贫背景和心态与放弃"先师遗训"的关系却往往习焉不察，少有究及。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春怀古田舍》二首。就是因为陶渊明的这两首诗第一次较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因应未来生活的心理准备和角色意识。此时，陶渊明虽已涉足农事，但尚未真正经历劳动的艰辛，生活亦未完全陷入困顿，然而，瞻望未来，陶渊明在意识里已是将自己设定在隐者长沮、桀溺一类的角色当中。如果进一步联系陶渊明在此前-些行役诗中表现出来的对长沮、桀溺"耦耕"生活的依依向往，我们完全有把握断定，陶渊明此时对自己未来角色的定位和估计，并非一时之念。而是经由长时间思考的结果。
在孔子"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语境中，君子所忧之"道"的涵义是什么，自来儒生的解释非-，但几无异议的是，其根本着眼点是在治平理想和邦国之事。
对儒家的治平之道和"大济苍生"的理想。应当说陶渊明并非全不在意。事实上。在陶渊明的内心一直蛰伏着一种世俗的渴望。这种渴望尤其在陶渊明中年以后的部分诗作中屡有言及：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其九)
但这种少年特有的豪侠英迈之气准确的说只是保存在作者的记忆和幻想中。从情感的属性看，它们更多是属于少年意气和个人想象里的东西。实际上，陶渊明一生在用世求进方面始终抱着相当现实的心态。因为，他十分清楚，在一个以门户地望为好尚的社会里，以他自己乏可称述的位望，欲在事功上有所建树，这是万难做到的事。虽然，陶渊明在《命子》一诗中也曾津津乐道于曾祖的誉绩，但这只不过是亲历家道偃骞之后一颗失意的心灵在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就陶渊明一生行迹而言，客观的说，在他的心中从未真正形成建功立业的强烈热情，为宦五年仅居掾属佐吏之类卑职的经历更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仕途的疏离心态。他数度出仕，从根本上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生计，（2）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渊明在为宦期间的全部诗作竟了无用世之意反而充满了仕途倦意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