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晋义熙六年(公元4l0年)，经历了家居遇火之难的陶渊明写下了言志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此诗开篇即写人生的感受：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从求自安?
在此，陶渊明更进一步把勤于陇亩的意义与人生面临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一思考在认识上显然又是对"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一人生信条思考的继续和深化。
触发这一思考的现实原因是陶渊明每况愈下的家境。其实，陶渊明家境的窘迫早在他39岁时所作的《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中已透出消息：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由于此诗是直接写给自己的从弟敬远，因而，诗中纵然文辞或有夸张，亦当与实际情状不致相距太远。两年之后，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从此绝意宦途。官俸既断，居贫之困可以说已成定局。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渊明旧宅遇火，生活顿入穷窭之境。贫，终于迫使陶渊明不得不正视谋食营生的实际问题。此时，出仕的所有努力和机会已被他主动放弃，躬耕便成为维持家计的唯一现实的选择。这一选择，对陶渊明来说，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是理智的，也是充满感情的，固穷守志的决心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执着，就此与躬耕自资的平凡生活紧紧地联系了起来，而儒家"忧道不忧贫"中的"道"，其外用的冲动在此亦表现为内守的品格。这样，在陶渊明的躬耕实践中，贫道之间的关系被注入了新的内容。
孔子原是生当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但由于士阶层此时正处于形成的历史关头，急切的用世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孔子对士这一自己所属的阶层抱以极大的期待，"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要求正是适应了这一期待而作为一种理想精神被提出。当然，就忧道者自持的心态而言，他们又是将自己摆放在社会精英的位置上。孔子就曾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3）因此，所谓"忧道"、"志于道"便成为了时代赋于"君子"的神圣使命，正是从士承担社会责任的这一角度，孔子才把问稼的樊迟斥为"小人"。（4）但孔子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贫的逼迫问题，实际上，"忧道不忧贫"一语中将贫道并举，恰恰表明孔子充分注意到了贫对士人追求和实现"道"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他着意推崇颜回"一箪食，-瓢饮"之乐，正是希望士人以对道的担当和拥有去消释居贫的烦恼和痛苦。
相比之下，陶渊明持道的背景与孔子颇不相同。陶渊明是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在元兴二年前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应当说与此风尚不无关系。但是，陶渊明心目中选择的理想人格是长沮、桀溺，这一点又使陶渊明与魏晋时期的一般隐士彻底区别开来。
在前述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陶渊明就明确的剖白过自己对此一选择的认识："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前句意谓自己不愿像时下所谓的"通识"之士一样与世浮沉，所以称"愧"；后句"所保"意指什么，通行的陶集注本大多语焉不详。古直《陶靖节诗笺》引用《后汉书·逸民传》中庞公应答刘表的一番话来说明陶诗"所保"的内容系指被视为"人之巢穴"的"趣舍行止"，（5）对这一解释，笔者以为甚为允当。但就庞公的故事来看，其所以特别看重白己之所"栖"、自己之所"宿"，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全一身"，所以，他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个人的。而陶渊明一意持守自己"所保"的行止大节却有着贫道冲突的实际背景，因而，他的行为影响超出了个人，并直接关涉到对人的基本价值--道义的维护。陶渊明在《咏贫士》组诗中有意识地将孔子、原宪与黔娄、荣子期等人一并视作能"慰吾怀"的贤士，就很能让人窥测到陶渊明隐逸背后的精神向度。以陶渊明的本质性情论，他的确具有"爱丘山"、崇尚自然的天然禀赋，但细读陶集，并揆之以渊明一生立身行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陶渊明持据的一贯操守与儒家的仁义之道确有符合冥会之处。尤其是陶渊明在其一生贫富生死攸关的两次重大抉择--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晚年坚拒檀道济征召和粱肉赐予--中的表现，最能揭示陶渊明固守的"精神底线"是什么!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为"、"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额"（6）虽不是直接勾画自己，但此中隐然投射出的感情是每一位阅读这些诗歌的人都能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