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变迁的规律
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演变，既要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同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又要受制于自身规律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探讨教育理念的发展规律时应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正如舒新城所言：“思想史的研究，应当从各时代底社会活动中求因果，不当专在思想本身上讨生活。”【17】通过对近代高等教育理念的考察，其发展脉络大致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政治形态是高等教育理念演变的决定因素
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有两种导向，一是以“认识论”为导向，一是以“政治论”为导向。认识论指人们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即大学主要为学术自身发展的理由而存在。政治论指人们探讨深奥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对理解复杂社会问题有帮助，即大学探索知识主要为满足社会需要。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
近代中国大学从发轫之初，便负有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之重任，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色彩。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似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扫清了障碍，在学制改革上效仿日本，从形式上看不可谓不完备，但由于清政府发展高等教育之目的实为富国强兵、抵御外辱、延缓统治，因此表现在高等教育理念上依然与传统高等教育培养仕官之目的无异。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本可能使高等教育理念走上学术至上之路，但袁世凯的复辟却使《大学令》成为一纸空文。袁世凯去世以后，中国重新走上了混乱割据之状态，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反而给践行高等教育理念带来转机，蔡元培始有机会对北京大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一举由弊病缠身的官僚养成所而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之楷模。这一时期也是各种教育理念的勃发期，除经典的大学理念如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等得以实施外，教育独立、政学分途等理念也各领风骚，成为民国前期高等教育理念发展史上一个最为自由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对中国的统一以后，便开始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从人才培养方面来讲，术德兼修、文武合一的教育理念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主导理念，一直延续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因此，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思想都不能脱离社会政治形态而独立存在。
（二）历史传承是高等教育理念发展的路径选择
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伯顿·克拉克曾提出三个基本要素：实务、信念与学术权力。论及德国柏林大学的崛起，众人皆知洪堡的贡献，但是如果没有十八世纪后期，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哲学家对教育理念的建构与发展，为大学教育的发展重新定位，洪堡再怎么努力，也难以有所成就。同样，十九世纪美国大学教育的转型与发展，也是立基于英国博雅教育理念、莫里尔法案所包含的美国民主精神与实用理念以及各新型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创新三者的结合。
中国高等教育虽然确立较晚，但高等教育理念的存在却是由来已久，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社会贤士，进而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服务，这一思想也是支配千余年来科举制度的核心所在。清末面临内忧外患的社会状况，社会到了非要变革之时，高等教育的变革同样是首当其冲，废科举、兴学校成为当务之急，但科举制的废止并没有使新学制收到实效，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强大惯性仍旧支配着新学制的发展，历史基因起着强大的作用。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以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之种种措施，始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18】学术自由之主义，兼容并包之思想，效法德国精神固然重要，但与王国维、陈寅恪等诸先生对学术独立的孜孜不倦追求亦是不可分割的。教育独立、政学分途之理念的产生同样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中汲取了智慧。因此，理念的演变，不能割裂与历史的联系，他是经过一代代学人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必须经过历史检验的理念才能有效的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社会需求是高等教育理念变化的直接诱因
剑桥大学前校长阿什比爵士曾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19】同样，任何教育思想都不能离开实践活动而独立存在，它是应付教育环境的一种工具。对于教育理念来讲，更是如此，各种教育理念都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工具，某时代有某种教育理念是那时社会上的种种需要所诱发的，至于这中理念在实际上是否发生效果，其效果的大小如何，又各受其环境的种种限制。
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观之，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结构，坚船利炮使清王朝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派兴学图强的旗帜，一时间以培养外交及翻译人才的西语文教育思潮、偏向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的西学教育思潮、从军备延伸至声光化农工医的西艺教育思潮等纷至沓来，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不仅仅在于器物，更在于制度，反映在教育领域转而向制度层面学习，强调法政学门的西政教育思想、强调术德兼备和军训教育的军国民教育思想籍以“政急于艺”之论而成为主流。至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发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对实科人才的需求激增，文法科学生就业困难，于是政府开始对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进行调整，文实并重，均衡发展成为指导高等教育发展之理念。抗战爆发以后，鉴于民国前期高等教育发展混乱失序之局面，着手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整顿。培养既能忠孝国家又能抵御外敌的具备正确意识形态的技术精英，变成为国民政府后期在人才培养上的指导理念。
（四）由模仿到自觉是高等教育理念变迁的轨迹
近代高等教育从制度演变来看，先由模仿日本、进而德国、然后美国，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从理念演进来看，却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其中甚至会有曲折与反复，但通过对各种纷乱庞杂理念的梳理，还是能发现其中隐含着一条主线，即从被动模仿到自觉创造的渐进过程。
从西学教育到西艺教育都是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企图通过变革以图强的产物，至后来发展为忠孝为本、经世致用的教育观，改革者无不是处于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中。以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为例，效法日本，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实用性，但在借鉴的过程中却没有抓住日本学制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等理念，也没有从本国国情出发，仅仅是囿于表面的认识。同样，清末所提倡之军国民教育，亦是在看到日本自维新后，日以扩充军备为事，结果屡次战胜中、俄，称雄世界。中国处此环境下，自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自庚子之变后，胜倡一时。国民政府时期，开始自觉追求对高等教育理念的探索，看到教育发展受到政府控制的种种弊端，以蔡元培、胡适之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开始为教育独立而奔走呼号。面临日本的全面侵华，国民政府即开始主动探求人才培养的新理念，“术德兼修，文武合一”也是独具特点，不同于历来教育理念的借鉴与模仿，实施效果暂且不去评述，但其开启了自觉探求教育理念之路。
三、理念创新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启示
近代高等教育50年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现代意义之高等教育在中国从建立到逐步变强的画面，50年的高等教育史同时亦是50年的理念演变史，在这期间有过颠覆和倒退，但总体趋势来看，朝着一个更加理性和符合社会需求的方向发展。
今天，整个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今非昔比，已经迈入高等教育大国的行列，因此，党中央适时提出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变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理念的创新是先导，理念创新过程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横向移植，借鉴欧美；二是纵向比较，取法历史。有时候通过历史的比较会更有效，正如北大陈平原所言：“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同样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20】通过对五十年高等教育理念变迁之分析，可以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如下启示：
（一）宽松环境是创新理念之前提
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当高等教育的政策环境宽松时，高等教育理念就会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局面；当国家控制过强时，高等教育的理念就整齐划一，毫无特色。清末时期，垂死挣扎的清政府试图极力挽救社会危亡，高等教育的理念就仅仅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体现；民国前期，内外交困，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军阀混战，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就无暇顾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理念在无序型社会中开始多元发展，如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等理念蓬勃而发；到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开始重新控制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理念便烙上了强烈的一元革命性思维，培养术德兼修、文武合一的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三民主义教育一统天下，甚嚣尘上。
高等教育隶属于文化领域，大学所遵循的应该是一种文化的、知识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自主的逻辑。也就是涂又光先生所说的“理”的逻辑，理有自身的演进规律，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相当的自治与自由。也正因为如此，高等教育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大学争取自治的历史。建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直接的行政管理手段，使得高等教育的自由空间很小，高等教育的理念也仅仅是国家的要求。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等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着“权力转移”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呼唤自身的自主，“给大学一点自主权”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宣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试图重构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给予高等教育以自由的发展环境。这一政策努力的效应也已初步显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等教育的理念趋于多元。
（二）立足国情是借鉴理念之关键
近代中国大学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经历了多次的试错过程，先后尝试了日、德、法等模式，但总体效果不佳，1930年前后清华的探索取得巨大成功，在大学界产生了导向作用。究其经验来讲，主要是以美国模式为蓝本，同时兼顾中国国情。罗家伦讲到：“我对于清华只希望他能够成为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般的学校，学生人数不过二、三千，可是这种精而不多的队伍却产生了许多学术贡献。至于美国许多二、三万学生的大学，虽然规模宏大，却非我所希望的。”
这与当时中国高校整体规模有限的具体国情是密不可分的，以1934年为例，当时全国仅有教员7205人，在校生41768人。【21】时至今日，高等学校的规模已发生巨大变化，不再是纽曼时代的乡村，也不是弗莱克斯纳时代的城镇，早已成为科尔时代的大都市，多元巨型大学不再是新奇事物。教授治校理念相应的也要因时而异、因地而宜，体现出时代特征，“依靠教师办学，实施民主管理”相应的便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新理念。
同样，从国家层面高等教育理念来讲，更是如此。蔡元培基于教育独立理念借鉴法国大学区制进而推广大学院制，企图打通教育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关系，确保专家对教育事务的参与和领导，避免外行的过度干预。理想虽好，但其忽视了民初中国社会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在民族性格及文化传统方面都有别于法国精英主义及其法治主义传统，导致其在实施的短短两年时间内便以失败而告终。这告诉我们，在借鉴别国理念时，必须反复对比引进国与本国在经济、人口、环境等方面的特点，充分估计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也要注意到文化传统与民族性格也是一重要的国情。
（三）尊重规律是创设理念之基点
大学理念是大学对自身本质与功能、大学管理运作方式及其效率、大学存在与发展的真理性、规律性认识。大学发展既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一般外在规律，又有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如近代大学理念中的“教育独立”、“大学自治”、“倡明学术”、“倚重研究”等内容，都是带有规律性的教育理念。对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办学实践中应当继续坚持和弘扬。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
建国以来，我们高校最大的痛苦即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任何教育理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一代代学人共同的努力与坚守，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的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22】 洪堡的大学理念是在其之后，经过柏林大学历任的校长们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的检验和证明，并在人们对其进行理论提升和哲学总结才得以形成的。纽曼的大学理念更是如此，它是对漫长的中世纪以来的大学理念的全面阐述和系统总结才得以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纽曼是这种传统的大学理念的代言人，而不是其创造者。因此，理念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对客观规律的遵守则是根本前提，否则，朝秦暮楚则难以发挥实际功效。
（四）制度建设是践行理念之保障
翻开民国大学史，特别是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前这十年，是一个大学大发展的时期，产生并发展了数量众多的国际知名高等学府以及星光璀璨的学术精英，这得益于先进教育理念之指导，更离不开完美制度之设计，正是由于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使得抽象的教育理念得以实施。如：“三会制度”（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制度之实行，使得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理念不再是空文；破格录取制度之实施，为拔尖人才预留了宝贵空间，使得罗家伦可以数学零分入北大、钱伟长以英文零分入清华，钱穆、梁漱溟等以中学毕业而成教授，给中国大学发展留下了一段段佳话；转系转学制度之实施，对升学制度是一个救济，对于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可以通过转学考试而进入理想学府，这使得于光远、曹禺、吴祖缃等人可以发挥所长，成为一代宗师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理念的同时，要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推行，否则只能是纸上论道，虚浮无用。
通览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可或缺。因此我们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就要有一批高水平大学能够脱颖而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要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先要建设一流的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若从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制度看，则可以视其为原创；若从具体大学的层次上看，又可以视其为恢复或发展，在我国某些大学的历史上，其制度设计已经达到了“世界大学通例”的水平，并且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我们可以重新借鉴和利用。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我国亦难亦不难，关键是看我们对此持什么样的态度，是否有勇气超越现实大学制度中裹挟的利益追求，为我国大学制定出能够长治久安、宁静致远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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