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激流，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混乱的纷争，社会的激变，留给后人无数的感慨和凝思。然而，这段历史也留下了独具魅力的光泽，折射出一段绚丽的光彩：文学上的建安风骨，山水田园诗；艺术上的石窟，书法，山水画。再加上佛道二教的初创，使这段历史繁杂而又生动，常被后人乐道。尤其是魏晋的名士风气，更是一段历史的绝笔，回响于后世。
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唐孔颖达疏次句亦云：“谓王者勉劝次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
魏晋时代的名士指的主要是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这一批人虽然与当劝者格格不入，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魏晋的名士们演绎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不过深究根源，就会发现事实远非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光鲜。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深重的代价。叔本华曾经说过：“世界旁观之则美，身处之则苦。”次话用在魏晋的这些名士们身上再恰当不过。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本篇就试着简要地探求一下魏晋名士形成的原因。
首先，东汉以来的不断发展的田庄经济和豪强大族是魏晋名士阶层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他所创建的东汉王朝，也是在南阳，河北等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虽然刘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经限制过豪强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但最终妥协。因此，豪强地主势力在东汉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济南王刘康（刘秀的儿子）有田800顷，奴婢1400人，厩马1200匹。迨至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更是疯狂掠夺土地。桓帝时，外戚梁冀将“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方圆千里的地区，霸占为己有（《后汉书·梁冀传》）。正如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徙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这种豪强地主的大田庄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通常这种田庄都是规模很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田庄内有农业，牧业，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商业和高利贷。每一个田庄，都能基本解决自己的吃，穿，住问题，甚至武器的添置问题。
魏晋时期的世族名士大都与这种庄园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如正始名士何晏，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山水诗人谢灵运，他们都有不小的经济势力，都有自己的庄园。因此在经济上他们对外的依赖性相对于中国其它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要小的多。可以这么说庄园经济培养了世族名士们的独立意识和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庄园经济也是世族名士人格独立的物资基础。
其次，黑暗的政治和腐败的官场交织而成的险恶多变的社会环境是促成名士阶层产生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正如曹操在诗中所描述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处呈现的是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景象，人民流离失所，转死于沟壑之中。而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明争暗斗，党同伐异，政治丑剧一幕接着一幕，各种学血腥的政治斗争不断上演，为了达到把持最高统治权的目的，各个政权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威胁，利诱，甚至残杀。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先是曹氏代汉，刘氏覆灭，然后又是魏晋交替，刘宋代晋，司马氏遭殃。帝王和群臣们的性命是朝不保夕，更何况这些名士们了。为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许多名士不愿涉足政界，于是他们纷纷遁迹山林，归隐田园，不问时事，突显出名士崇尚自然，高扬自我，鄙薄功名的个性。
然而有一个事实却又是不能否认的，这些名士们大多数都是东汉名门世族的后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当时中国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可以称得上是当时中国文化的精英。自然也是一批忧患之士，然而在那个混乱的社会里，他们在政治上却得不到重用，甚至受到侮辱和迫害，故史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一样，历史注定他们必须体验一般人根本无法体验到的巨大孤独，必须承受一般人无法承受，也不会承受的巨大苦痛。这种命运赋予他们的必然遭际，他们并未，也不可能自觉到。他们面对争战不已的悲惨世界，内心充满了孤独，矛盾，迷茫和苦痛。《魏氏春秋》说：“阮籍常率意独架，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是有普遍的象征意义的―――他们不得不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低头。于是他们退却了，屈服了―――包藏无数祸端的政治高压和他们自身带有的贵族阶级气质，使他们不敢奋然前行而向现实屈服了。
第三，魏晋时期玄学的形成与兴盛为名士风气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考察危害进名士产生的思想根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人的独立与觉醒，与儒学的颓废和玄学的飙起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儒学由来久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不止在思想上，而且在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形成了一个儒教系统，并逐渐构成一套繁缛的框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所造成的种种社会恶习也愈来愈明显。儒学逐渐演变为庸俗繁琐的谶纬之学，投合了两汉统治者对图谶，符瑞，灾异等迷信思想的喜好。在这种儒学理论的恶劣影响下，社会上偷世盗名，以取济渡的求名之风甚嚣尘上。经学实际成了逐俗之徒求官进仕的利禄之道。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审举篇》中形容这些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等良将怯如鸡”儒学所主张的仁义礼信的伦理原则和重视人道的积极精神至此已被歪曲，成为精神负累。
到达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名士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位的时候，司马氏为了窃取曹魏实权，对曹氏集团的核心人物横加迫害。他们的做法不仅使朝廷和地方正直的官员们为之侧目，也被那些深受礼教熏陶的名士们瞧不起，认为是大逆不道，卑鄙龌龊的行为。然而司马氏一方面在窃夺朝权，另一方面却又高唱尊孔独经与仁义道德，这本身就是对儒家纲常名教的亵渎和践踏。再加之当时标榜的一些“礼法之士”如何曾，钟会都是些挂羊头卖狗肉，口头上仁义忠孝，实际上却是欺名盗世的逐俗之徒。于是嵇康，阮籍等人不再谈名教。
当人的思维不再被儒学的章句所局促后，客观上就要求一套新的哲学理论来支持人作为与自然并存的独立个体发展和探求其自我意识和生命，来维护人觉醒后的种种理性的思维成果，于是，长期受黜的老庄思想重新勃兴，并迅速发展成为玄学。所谓“玄”，取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虚无玄远，深奥莫测之意。作为魏晋时期一种特有的思潮，玄学标榜老庄，提倡贵无，崇尚自然。这些思想被名士们运用到生活中，就是我们看到的枕青石，卧松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又性嗜酒，善抚琴，喜玄谈的个性。更有甚者披头散发，裸奔而行，服药，纵酒，做出与名教南辕北辙的行为，违背了当时正统的用人观念。
结束语
从审美心理看，魏晋流行的这种狂放为美的审美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心态，这种审美是高士不满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过激的反抗意识，是与统治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意在遗世独立，保存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他们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时期魏晋名士起了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不过名士们颓废荒诞，纵欲享乐，遗落世务，自命清高，无所作为，不求建树的作风也对社会产生了极其消极的作用。因此对魏晋名士阶层我们还需客观的评价。（刘觅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