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落后的鲜卑族，在孝文帝的改革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北方各民族融合的步伐。此论一直沿袭多年。但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鲜卑族主动同化后，逐渐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而湮没无闻。试问：一个民族在向外来民族学习过程中，最终以丧失了自己的本色，丢掉了自身为代价，换来所谓的发展，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悲哀？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咄咄逼人的西方国家，面对其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战，如何固守“龙文化”的根基和底色？是否重蹈孝文帝改革的覆辙？答案可能是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不“邯郸学步”。
二
关于隋朝灭亡的原因是否与大运河有关这个问题，唐朝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
“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给功不较多。”而胡曾(汴水)：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过，惆怅龙舟更不回。”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我们暂且不论孰对孰错，而由此想到秦、隋两代的类似点，它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的短命王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建立中央集权政体、修建长城、修灵渠；隋开凿大运河、开创科举制。两朝虽在历史长河中犹如流星一闪而过，似乎缩短了生命的“长度”，可是它们却浓墨重彩地增加了生命的“厚度”，是历史的风吹雨打不能消除的。
小而言之，个人何尝不是此种道理？
三
春秋战国是一个动荡不居、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是一个士子们的聪明才智和文韬武略得以挥洒、展示的时代。每念及此段历史，不由得思接千古，心向往之。
这个百花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的诞生，主要得益于中央权力控制的弱化、各诸侯国蜂起争雄变革图强以及铁农具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这个“轴心时代”使得诸子们群星灿烂竞相辉映：儒家的中庸之道、修齐治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和责任意识；道家顺其自然、返朴归真的天道观；墨家摩顶放踵，为天下人谋利的情怀；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理念；兵家攻心为上、兵不血刃的奇谋诡智；另外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也争占一席之地，形成一幅摇曳多姿的雄奇画卷。
生存竞争是那个时代不二法门。所以,孟老夫子抒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至理。
在一个政治自由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学说才能得以张扬；思想才能自由、人格才能独立；巨子才能出现。
追思先秦，令人仰慕，给人警示。
四
谈到中国古代史，可能离不开汉唐盛世；说起古代中国科技的辉煌，怕是离不开宋时代了。
宋代虽然从疆土和实力来讲，比不上西汉和唐朝，但从经济、科技和教育上讲，宋代可以让其他朝代难以望其项背。经济上的繁荣，没有以西北、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和掠夺而凋敝，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也在此定格。而科技、教育更是出现一时之盛况，如三大发明的出现、书院的普遍兴起便是明证，世俗文化和文人世界也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同时，宋代又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世俗时代，那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宋徽宗御笔钦点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有力的注脚。
有人说，有宋一代，可谓“积贫积弱”，那是说错了，称为“积贫积弊”或者富而不强,则更为恰当。也有人说，宋代无论从疆土、实力、还是帝王作为，宋都称不上大宋。这种说法，只能说对了一半，要是从经济、科技、教育上来说，它是无愧于“大宋”称号的。
要是让我从汉唐和宋代两者必择其一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因为它的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对待知识分子也更加优厚；同时又能使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情趣而商业性更加浓郁的世俗天地里。“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诗虽有鞭挞“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病态虚世繁华的基调，在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它的“苏湖熟、天下足”的富贵风流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