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南朝寒人政治的崛起，学者多以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为据，认为进入南朝以来寒人就已经大权在握。但是一直到侯景之乱前，世族政治的影响仍然强大，寒人的总体地位依旧低下，寒人并未真正进入统治阶层。而侯景之乱的爆发则彻底打乱了原有统治局面，世族衰落，寒人崛起。
关键词：侯景之乱；世族；寒人
陈寅恪先生说：“侯景乱梁，不仅为南朝政治上的巨变，且在江东社会史上，亦为划时代的大事。南方土豪洞主乘侯景之乱兴起，大致不出两种方式：一方率兵入援建业，因而坐拥大兵，二为啸聚徒众，乘着州郡主将率兵勤王的机会，以依法形式或强迫取代其位。继梁朝而起的陈朝，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实，以取得他们的支持。”[1]诚如陈先生所说，侯景之乱深刻地影响了南朝的政治局面，传统的世族政治深受打击，而长期为世族压制和歧视的寒人却逐渐崛起并左右南朝的政治。笔者认为，南朝寒人政治的真正崛起应当起于侯景之乱之后。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云：“宋齐梁陈诸君，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望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依之为心膂……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又卷十二“齐制典签之权太重”条云：“齐制：诸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佐之。……宋季多以幼小王子出为方镇，人主皆以亲近左右为典签，一岁中还都者数四，人主辄问以刺史之贤否，往往出于其口。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藩君。”自赵翼提出这些看法，长期以来，学术界皆认为自进入南朝以来，寒人就已经在政治上大权在握。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王铿先生就宋齐两代君王和大臣、寒人的关系划为四类，一是君王重用大臣，掌机要的寒人并没有什么权力，如宋文帝、齐高帝、齐武帝时期；二是君王不任大臣，起用寒人，但大权独揽，主威独运，寒人并没有得到什么权力，如宋孝武帝、宋明帝时期；三是君王因某种原因不能亲政，而执政大臣又不能很好地负起责任，致使大权旁落到居枢要地位的寒人手中，如宋前废帝前期、后废帝时期；四是君王不理政务，又宠信寒人近幸，遂至寒人窃权，如齐郁林王、东昏侯时期。为此，可以看到，整个宋齐两代，寒人权重时期总共不超过十三年，而宋齐两代共八十三年，也就说其中有七十年（甚至更多）时间寒人是没有什么权的。由于寒人权重在时间上所占比例非常小，因而可以认为只是一种个别时期现象，不能将它说成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此外，在寒人权重时期，他们之权重往往是出于特殊情况，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而且他们的权力也往往有可分析之处。再者，“寒人典掌机要”和“寒人权重”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为“典掌”本来只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文书诏令的上传下达工作，并不一定带来权力。如果君王不让掌机要的寒人参与谋议，发表意见，那么他就无权。[2]显然，南朝时寒人的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提升，仍然处于政治上无权或少权的地位，国家政权仍然为门阀世族所垄断。诚如夏毅辉先生所说，南朝四代虽为寒人所建，但世家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从中央到地方的清流美职，多被其占据。[3]
而寒人的真正崛起应该从侯景之乱说起。出身于北魏淮朔镇戍兵的侯景，开始效命于尔朱荣，后追随高欢，拥兵十万，专制河南。及高欢死，其子高澄怀疑侯景将不为己用，乃为书召景。侯景虑祸将临，于是在梁武帝太清元年（西魏大统十三年、东魏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三月请降于梁。高澄遣将讨伐侯景，侯景失利，退而占据了梁的领土寿春，梁武帝不仅不以为罪，反而授以侯景南豫州刺史。太清二年八月，侯景与萧正德勾结，举兵反叛，攻占建康。太清三年五月，梁武帝忧愤而死，江南地区，多被其难，这就是“侯景之乱”。而侯景之乱对南朝寒人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南朝士族的打击，一方面是地方豪强、庶族地主乘乱而起。
在侯景之乱中，侯景对江南门阀世族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侯景广泛招募奴隶为兵和赦免北人在南为奴者，使江南世族地主丧失劳动力。《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武帝太清二年十一月条记：“景初至建康……募人奴降者，悉免为良……于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大批世族地主赖以进行生产劳动的奴隶被释放，而且世族地主的资产也被瓜分掉，如：侯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资产悉与之”[4]，朱异的奴隶瓜分了其全部家产，则朱异这种门阀地主的经济基础也化为乌有。这对于无论是生产、生活都依赖奴隶劳动的门阀世族地主这群寄生虫来说，无异于掘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此外，侯景之乱同时使得南方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门阀世族地主集中的三吴地区。侯景之乱扫荡三吴之地，使得这一地区的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破坏，三吴地区迅速衰落。史称：“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卖于北境，遗民贻尽矣。”[5]如此一来，门阀世族地主的经济基础在侯景之乱中被破坏殆尽。
二是侯景之乱时使大批门阀地主失去了原来官位，又无重新获得官爵的地盘，使其政治基础也随之坍塌。侯景重用放免奴隶为官，特别对降服于己者以“超擢”的做法，使得到处是“行台”，遍地是“开府”，“左右厢公”与“库直都督”成群。奴隶取代世族的官位登上政治舞台，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政治形势，大大打击了世族的政治基础，为寒人政治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三是侯景大肆屠杀门阀地主，使得门阀世族地主的数量骤减。如《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载：“初，景至，……既攻城不下，人心离阻，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民豪家，悠意衷剥，子女妻妾，悉人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捶，疲赢者因杀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百姓不敢隐藏，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在侯景的屠杀中，死者不乏平民百姓，但门阀地主首当其冲。此外，在战乱中因饥馑而致死的门阀世族也不在少数。颜之推《观我生赋》注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余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故门阀世族地主在侯景之乱中受到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正如已经枯黄腐败的树叶，在侯景之乱的狂风暴雨中，自然都化为乌有了！以致历东汉、魏、吴、东晋、宋、齐、梁几代累世相承的衣冠华族，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均一扫无余，作为门阀世族地主来说，从此只有孑遗了！[6]
在门阀世族地主衰退的同时，寒人庶族地主则趁机崛起。
首先在经济上，寒人虽然在门阀制度的硬性块板结构中远离政治，但是却不断地谋求发展，在经济上拥有一定的实力。晋室南渡后，江南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由于江南地理环境优越，水运发达，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因此都市日趋繁荣，商业日趋发达。宋齐以后，商业的发展甚至渐有取代农业之势， 许多人开始弃农经商。《南齐书·高帝本纪》亦云：“ 自庐井毁制，农桑易业，盐铁妨民，货弩伤治，历代成俗，流蠢岁滋。” 在当时经商的人当中有许多便是寒人，如见于《南史· 恩幸传》中的戴法兴、茹法亮、周石珍、陆验等都是由经商起家的。寒门庶族通过经营土地，经营商业，成为大地主、大商人。侯景之乱破坏了三吴地区的经济，但是未经战乱的地方却呈上升趋势，而这主要是庶族地主的所在地。经济地位的上升自然促长了这些地区政治、军事地位的提高，而盘据这些地区的地方豪强也就成为当时政治纷争中举足轻重的法码。[7]
其次，在政治上，江南庶族地主及少数民族豪酋利用这个混乱、无序之机，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或以勤王讨伐侯景为名，由地方土豪上升为地方长官；或本为无赖之徒而得以摧拔为将领。其势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他们皆在讨伐侯景的过程中，被授官晋爵，成了梁末及陈王朝的统治集团中的成员，使过去那种由门阀世族地主垄断政权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此外由于在侯景之乱中世族地主的衰微，相对于在侯景之乱前出仕的寒人，这批新崛起的庶族地主不再有前者的那种入仕发迹的“侥幸”心理、“自视犹不敢与世族较”的自卑心理和“暴发户”的心理（详见：夏毅辉：“未及整合的政治群体——南朝寒门、寒人入政心态剖析”，《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新进的世族地主为寒人入政打开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这些都得益于侯景之乱所带来的一系列契机。
侯景之乱后，大批寒人进入到权力中心。例如，在政府的决策和施政系统方面，章义和先生对江陵时期（承圣元年至三年）的任职情况作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一是宗室的比例大为下降；二是高级世族下降，且皆为琅邪王氏之后。[8]又陈寅恪考证出，在梁末陈初，通过侯景之乱而进入统治阶层的庶族当权者中，少数民族豪酋占十五人，汉族出身的庶族地主达十一人，汉族出身的平民达八人，三者合计三十四人，而高门世族地主出身者仅十二人。[9]这些都表明，侯景之乱后，梁末陈初统治阶层中，寒人的比例大大高于世族，寒人政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综上所述，梁、陈之际，由于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其中特别是侯景之乱的催化作用，崛起了一大批地方豪强，他们不仅拥权中央、呼啸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属于寒人阶层，他们的崛起带来了地主阶级内部的阶层运动，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历史。同时，我们还看到，世族政治和寒人政治在整个南朝时期呈现一个消长的趋势，要研究寒人政治的崛起应该同时涉及世族政治的衰落。而侯景之乱则一方面使得世族政治的衰退，另一方面又促使了寒人政治的崛起，实为这一转变的分界线。
参考文献：
[1] 万绳楠 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05页，黄山书社1987年版。（转引自：章义和 著，《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75—176。）
[2] 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J]，《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3] 夏毅辉：“试论南朝至唐寒人政治集团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J],《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4]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梁武帝太清二年条。
[5]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卷一百六十三，《梁纪十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条。
[6] 高敏 著，《魏晋南北朝史发微》[M]，中华书局2005年版，P313。
[7] 夏毅辉：“梁、陈之际寒人崛起的新动向”[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
[8] 章义和 著，《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88。
[9] 详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的《梁末陈初少数民族首帅和庶族阶层的兴起》一文。（转引自：高敏 著，《魏晋南北朝史发微》[M]，中华书局2005年版，P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