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分合转化不仅表现在国家政治上，文化进程也大体遵循此例。魏晋南北朝近400年间(220-581)，社会破碎，大—统帝国文化随之崩解，“分而合，合而分”的周期性转换，并非平面式的循环往复，乃是螺旋式上升过程。每一次“分”，意味着文化向丰富多元发展；每一次“合”，意味着文化向深刻综汇迈进、而魏晋南北朝再次出现的文化多元走向，则是对经学弥漫的秦汉大一统帝国文化的反拨，是人文自觉的一次生动耀现。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人的“汉”文化长时间交会，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帝国重建，中国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它广汲博纳，气势磅礴，是魏晋以来胡汉、中印文化融合的历史结晶。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人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隋唐文化极一时之盛，还表现在以博大的胸怀，如“长鲸汲百川”似地汲收异域外来文化。据研究统计，唐朝的外来物品分为18类，共170余种，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活都对唐朝中国人发生过影响，并融入中国本土文体中，最终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美]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唐人不仅在物质文明上广为接受胡装、胡食，而且以空前规模采撷外域精神文明的英华，这包括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韵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术乃至马球。外域文化如“八面来风”涌入唐代中国，使唐文化成为一种“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日]井上清《日本历史》）。
中国文化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整合，每一次整合都赋予自身以强大的生命力。这包括中西文化之间的融通，也包括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辽夏金元时期的中国文化，奏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交响曲。辽夏金元不同程度地采用中原王朝政治制度与生产方式，接受汉族的文化习俗。宋辽夏金元时期的文化大整合，使少数民族的汉化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此过程中，汉民族也经历了一次新能量的扩充，汉文化的生命力得以提升和完善，被征服者征服了征服者。
明清两代，中国古典文化进入总结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朝廷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编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类书、丛书，实现了中国古代典籍的一次大整理。也必须注意到，明嘉靖到万历以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早期启蒙文化的勃兴、市民阶层的成长，实学思潮的澎湃，为传统中国迈入近代社会培植了活性因子，准备了运行机制。
晚清以降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影响与中国文化固有因素如忧患意识、变易观念、民本思想等彼此激荡、相互作用的产物，呈现出古今更革，中西融会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