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的是，最难相容的还有封建农奴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并存于除西藏之外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至西藏民主改革之前的中国），因为同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二者之不同一样：前者是私有制，后者是公有制；前者是剥削制度，后者是非剥削制度；前者可以在旧社会产生，后者却不能；前者要维护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后者要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不过，曾经在新中国历史上并存过的封建农奴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最难相容的一面，却无最能相容的一面，达赖集团的叛乱，使这两种制度的并存和相容，仅仅维持了两年半（1956年9月—1959年2月）。而中国现在并存着的两制，不仅是最难相容的，而且也是最能相容的。看起来这很矛盾，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不然。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矛盾双方在具有斗争性即不相容性的同时，还具有同一性即相容性，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还相互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上文只说了一国两制的许多不相容之处，其实一国两制除了不相容的一面之外，还有相容的一面。两种制度能在一国之内同时并存，这本身就表明了它们存在着相容性。当然，相容性即矛盾观点中通常所说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垂死，社会主义制度也并未充分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两种制度优劣胜负未决，谁也吃不掉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它们便可以并存，事实上它们正并存着，形成“一球两制”的局面。
那么，能使中国现行的一国两制最能相容的条件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最根本的条件有以下两个。
第一，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历史上虽然有过不少一国两制的先例，却又不曾有人总结它，概括它，使之上升为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作指导。中国现行的一国两制，却是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实施的，这一科学的理论便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对“一国两制”问题，邓小平同志有过一系列谈话和讲话，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就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稳定局势的新办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和平共处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是信守诺言的》、《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等十二篇。这些由谈话和讲话形成于文字的重要著作，对“一国两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内涵、核心、前提、原则、方针、政策、方法、步骤、意义等，作了完整、系统、精辟的论述，形成了“一国两制”理论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报告称“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构想”，说它“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l版40—41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纲》说它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独创性的科学理论”。有如此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最难相容的一国两制也就最能相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