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小说名著”，指明代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清代的《红楼梦》四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文化密码，我们可以从中解读中国人的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生命观等等。
“中国四大小说名著”，指明代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清代的《红楼梦》四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文化密码，我们可以从中解读中国人的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生命观等等。
《三国志演义》的历史意识
清朝康熙初年刊行的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一开篇引录了一首杨慎的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传达给我们两个历史感受：第一，不管有多少英雄，他们曾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迹，最终都是“空”的。留下的是什么？是不变的青山和夕阳。中国还是中国，青山还是青山，曾经的英雄不再重现。
可是真的不会重现了吗？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历史感受：历史英雄仍然生活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的一生借助语言表述方式得以重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笑谈”是一种语言表述方式，是说故事。所以，历史上的英雄还活在当下。
结构框架：分合循环的历史宿命
《三国志演义》的故事，起自“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终于“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在历史叙述中，叙事者总是将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当作在必然规律支配下肯定发生的事实，于是原本不确定的历史便成为朝着理性目的行进的必然过程。
民间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原来构想了一个历史寓言：由于西汉初年高祖刘邦残杀功臣，所以功臣们托生成为三国诸侯，最终颠覆了汉王朝。这种不切实际的前世因缘，蕴含着冤冤相报、道德报应的历史宿命，表现的是民间的善恶观念和因果观念。而《三国志演义》却用黄巾起义、三国归晋这种确凿的历史变迁，取代了《三国志平话》的历史寓言。那么，它的开端和结局又蕴含着什么样的象征意蕴呢？
就开端而言，“黄巾起义”对中央政权的冲击，不仅表征了王朝兴衰循环的道理，而且揭示了一个王朝最终灭亡的种种原因：桓、灵二帝用人不当，特权集团——包括宦官和外戚——败坏朝政，激烈的朋党之争，膨胀的个人权欲等等。这里的因果关系是环环相扣的，表现出《三国志演义》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三国志演义》小说的结尾，呈现出一种对小说开篇情节的回应。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叙事者常常运用闲笔，提到远在众多章回之前、标志小说开篇的一些情节。比如第一百一十四回，曹髦大喝“吾乃天子也”，这跟第一回刘备幼时同乡中小儿以树下游戏，自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遥相呼应。历史，仿佛在转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
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来看，分—合—分—合……构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毛宗岗所总结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种分合循环的历史宿命观并不高明，但比起《三国志平话》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已经是切切实实的历史观念了。
情节主线：悲愤感伤的道德信念
《三国志演义》描述了诸侯割据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在“青梅煮酒”中，还借曹操之口，评述当时局势，嘲讽门阀士族。小说家不赞成由曹操来统一天下，但却肯定曹操在反对门阀士族、诸侯割据中的功劳。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曹操毕竟得了“天时”，最终只能由属于曹魏一方的司马氏政权来统一天下。
但是，全书的情节展开却更鲜明地是以蜀汉一方为中心的，小说家极力讴歌、热情寄望的是蜀汉一方。从第一回至第八十五回，小说展开了刘备一生经历的描写。其中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第二十一回，在这之前，刘备在诸侯争战中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配角，在这之后，刘备集团作为一股新生的政治势力开始与曹操集团正面对抗；第二个转折点是第四十三回赤壁之战，在这之前，刘备东奔西走，狼狈不堪，在这之后，刘备取得荆、襄数郡，并将势力发展到了西川。而刘备一生最重要的事迹是三顾茅庐。从第三十七回至第一百零三回，小说实际上书写了“诸葛亮传”，以赤壁之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重要情节，展开蜀汉惊天动地的战绩。
《三国志演义》以蜀汉为中心的总体构思，具有深刻的寓意。本来，就像“春秋无义战”一样，三国争战也无所谓正义与邪恶的区别。但是由于小说家赋予三国中的刘备集团以“占人和”、得民心的客观条件，“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理想，使刘备集团成为正义力量的象征，而与之相对立的曹操集团却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这种“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既表现了中国古代平民百姓的心理和愿望，又浸透了源远流长的封建正统观念，是二者的融合，构成一种强烈的道德信念。
可是，严酷的历史事实是，真正实现统一的是由邪恶力量曹魏一方派生出来的司马氏政权，以正义力量刘蜀一方来统一天下终究成为幻灭的理想。诸葛亮临终时不能不哀叹：“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亡矣！”《三国志演义》小说的后半部流溢着浓重的感伤情调，就像铺天盖地的迷雾一样弥漫寰宇，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水浒传》的政治思考
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是在问鼎逐鹿的政权斗争中思考历史兴亡的话，那么，《水浒传》小说则是在绿林好汉的草莽世界中展示社会动乱。《水浒传》小说的故事始于“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北宋嘉祐三年，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殿前太尉洪信奉仁宗圣旨，到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天师张真人到朝廷祈禳瘟疫。洪太尉到信州贵溪县，游览伏魔殿，擅自打开殿门，掀开石碑、石龟压着的青石板：“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就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即梁山泊首领的来历。
因天灾引起人祸，这是有深刻的寓意的。“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事情，距离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徽宗宣和元年，有61年。60年一甲子，这有某种特殊寓意，指出宋徽宗的社会动乱来源于61年前的宋仁宗。仁宗朝是北宋盛世，小说显然隐含着“从盛世寻求乱世根源”的叙事动机。
小说的故事终于“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宋江兄弟零落星散以后，大半惨死，受玉帝敕封，阴魂聚于蓼儿洼。一天，宋徽宗梦游梁山泊，得知宋江等人冤情，惊醒后，命宿太尉查明真相，下旨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在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四时享祭。
祸由皇帝而起，由皇帝而终，小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对宋江起义的发生和结局做历史和政治的阐释。我把这种阐释概括为“魔君三部曲”。108位好汉本是“魔君”，最后却变为神。神和魔之间的冲突在《西游记》小说里大量展开，《水浒传》讲的是魔变成神的过程，包括三个故事：第一，群魔乱世；第二，改邪归正；第三，荣升天神。这个“魔君三部曲”隐含着深层政治思考，它蕴含三重寓意，即“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和“忠义之烈”。
官逼民反
首先，一百单八个“魔君”降生社会的原因，是奉了圣旨的洪太尉“误”放出来的，这一描写隐喻着“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思想。
金圣叹整理出版了《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在《水浒传序》中他说：《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在第一回批语中他又说：“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深有见地。
《水浒传》小说第一回，写破落户子弟高俅受到宋徽宗的宠用，从一个市井无赖升迁为殿帅府太尉，倚势逞强，无恶不作。高俅不务正业，“自小不成家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而且品行不好，“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但他有特长，“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高俅在东京难以存身，“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后来遇赦，高俅要回东京，柳大郎乘机将他托付给“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董将仕怕他影响自己的子女，将他推荐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把他推荐给王驸马，由此得以接近端王，即后来的徽宗，飞黄腾达，“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前府太尉职事”。
小说家借高俅发迹的故事告诉我们，北宋徽宗时期官员的素质并不高，甚至普遍低下，这就造成了官员的贪欲，成为政治黑暗的根源。同时这是人才选拔体制的问题，皇帝仅凭自己的喜好就可以让你生、让你死，让你升官、让你贬职。所以高俅的故事隐喻的是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批判和失望，对整体官员素质低下的失望，这才导致百姓揭竿而起，“乱自上作”。
替天行道
其次，一百单八个“魔君”降世，纠集在梁山泊，一方面扰乱了“大宋天下”，“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一方面又成为“宋朝忠良”，力图以违背现实政治秩序的叛逆行为来达到整顿伦理纲纪的最终目的。这隐喻着“替天行道”思想的复杂内涵。
梁山泊杏黄旗上大书的口号是“替天行道”，这是一个含意模糊的口号。
“替天行道”可以是造反的口号。孔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代天行道”原本只能是皇帝的专利，现在居然有人擅自出来“替天”了，这便说明原来的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了，必须取而代之。但是，“替天行道”也可以是一个妥协的口号。在古代社会里，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敢“擅改年号”，不愿像李逵那样公然宣称夺取皇帝的“鸟位”的时候，便可以用这个口号，把“天”说成是当今皇帝，把自己的反叛行为说成是代替皇帝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这样一来，反叛政府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
在《水浒传》小说中，九天玄女教导梁山义军领袖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小说第七十一回从天而降的镌有天书的石碣，侧首一边写着“替天行道”，另一边写着“忠义双全”——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在《水浒传》小说里，“忠”、“义”是相辅相成的。
“忠义之烈”
造反与效忠原本是对立的两码事，怎么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水浒传》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那就是招安。
正是因为社会黑暗，奸臣当道，这才使得忠义之士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地采取先造反而后受招安的方式，以达到“为国尽忠”的目的，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小说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英雄排座次”时写的《满江红》词说得很明白：“……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后来燕青到东京，又向徽宗进言：“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经过几番周折，排除了朝廷之中和梁山内部的重重阻力，宋江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终于接受招安，替皇帝北征南讨，遏止觊觎国鼎的辽军，扫除不“替天行道”的方腊。
然而，即使“魔君”已经改“邪”归“正”了，但在现实政治中仍然不得善终。这批“替天行道”英雄，仍然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逼向了绝路。小说的结局只能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
《水浒传》小说这样的描写，引发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文化思考，这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治与道德的严重分裂。宋江等人最终的结局说明，招安也许是坦途，但却意味着生命会消亡。这是对传统政治的深刻思考。这种政治思考告诉你，当你步入政治的漩涡中时，你可能面临道德的考验，可能最终要付出生命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