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一场主题为“青少年社会福利政策与青少年发展”的研讨会上，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俊彦在分析青少年问题成因时指出，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分配制度没有跟上，最明显的是不同行业的分配不公。“有一个直接的数据，1999年高校扩招以后的在校学生，工科生所占比例从55%下降到33%，文科生所占比例从20%提高到37%，背景是父母和社会热衷于金融、法律、财会这些分蛋糕的行业，人们不愿意从事做蛋糕的行业。”
“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是社会细节，但是，在学者看来，这与社会心理和群体选择有关——“父母和社会热衷于金融、法律、财会这些分蛋糕的行业，人们不愿意从事做蛋糕的行业”，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你我都加入到分蛋糕的行业中时，是谁的福音？
事实上，“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本质问题是对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追问。也就是说，靠什么让人们相信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才是社会的方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认为，对经济发展起决定影响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他在区别了到底哪种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哪种制度会妨碍经济增长时，使用了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的概念。而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先生认为，生产性努力是一个人为了获得收入而进行的创造新财富的活动。分配性努力是一个人将别人已有的财富转变为自己的财富的活动。在其他人的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一个人的分配性努力使得社会财富不增加、甚至减少(零和或负和)。由此，我们看到，“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背后就是人们分配性努力的热情在上升，而生产性努力的热情在下降，并且，这种下降的后果很可能是一种零和或负和游戏。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经济能否发展，就在于能否刺激人们的生产性努力、克服人们的分配性努力。但个体都愿意分蛋糕不愿意做蛋糕时，在笔者看来，就意味着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不仅无法奠定人们进行生产性努力的基础，并且也无法克服公众的分配性努力，由此，就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从一定程度上说，“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小细节折射出了社会问题。
诚然，分配性努力更符合个体的天性，因为坐享其成是人的弱点之一，但社会的进步就是要克服人的弱点。并且就一个社会来说，生产性努力——创造财富，而非将别人的财富转变为自己的财富，才是社会和谐运转的前提。因此，不可小视“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背后的分配性努力趋势，而应通过适当的制度引导和约束，来制约消极的分配性努力，激励积极的分配性努力，否则，不但无法克服人性的弱点，甚至会让社会陷入困境之中。
从总体上讲，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将尽可能使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明确、相互对称，个人努力与报酬对等，个体利益预期不断接近社会收益，让个人主要通过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直接导致产出的增加，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而“工科生下降文科生上升”的隐秘社会心理是一种反面的例子，也足以说明分配性努力正在形成对社会的附体之势，我们能不惊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