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长的什么模样，余生也晚，无缘得见。欲想了解这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先生这句名言真是史学入门者的捷径。只是历史久远，真相难寻，一入侯门深似海，稍不小心便坠入他人的迷雾，不辨所以。中学两个不同版本的历史教材对董仲舒的描述便是一个显例。
人教版必修三是这样描述董仲舒的：先肯定他是一个大学问家，表现是吸收其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对儒家进行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然后介绍他响应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受到汉武的赏识重用。进而介绍他提出的“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介绍他宣扬君权神授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还介绍他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这些主张因为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从而使儒家处于独尊的地位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逐渐成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对比一下岳麓版，发现同样一个董仲舒，在两个教科书中却并不完全一致。岳麓版的教科书说汉代儒学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这种说法比人教版说的更具体，黄老之学替代了人教版中的道家，儒家更具体为《公羊春秋》。如果说这些词之间仅有含义差别，本质并无多大差别的话，那么对董仲舒思想主张的介绍和评价就大相径庭了。
岳麓版在董仲舒思想介绍上惜墨如金，仅重点介绍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谴责和威慑，因此，人君必修遵循天道，实行仁政。”这样的介绍很显然比人教版的思想主张要简单了许多，而更大的差异在于评价，岳麓版的教材不象人教版那样含蓄，在介绍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内容中说，“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人民和诸侯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如果天子无道，上天便会降灾于他。”这样的介绍隐含了对君权的限制。岳麓版教材明确指出，“这种新儒学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有积极的作用。这是汉武帝采取董仲舒主张的根本原因。同时，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也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
两个版本的一致就不必多说了，因为两个版本的教材介绍的本是同一个人物，本身就应该一致。这样的一致有助于我们认识客观的历史，接近史实的真相。但是如何理解教材的差异？在介绍董仲舒思想方面人教社的浓墨重彩与岳麓版的简单明了哪个更值得提倡呢？在评价董仲舒的主张时，岳麓版评价董仲舒宣扬的天人感应时说有明显有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的目的，这样的评价在人教版的教科书里就付诸阙如，又该如何理解呢？董仲舒的思想到底是限制君权还是维护君权呢？实际上从汉武帝很愉快地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儒家只不过是帝王手中的工具。尔后的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说明所谓限制君权云云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文人的意淫罢了，哪里曾限制什么过度的君权，君主什么时候曾经承认权力“过度”，后人又如何界定这种“过度”？这些都难以说清楚，那么限制君主权力过度膨胀云云也就有些无的放矢。实际上儒家自匍匐于皇权的脚下，就很难发挥出限制皇权的作用，至于以天来限制君权，小骂大帮忙而已。实在不应该过度拔高。
两个版本的教材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董仲舒的形象，虽有一致，但是终究还有很多差异。这样的现象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很常见，给教师们的教学造成了新的困惑和新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新课程的改革深入的关键。
在全国只有一纲一本的年代，这样的困惑很少产生。哪个时代教材只有一种说法，大纲的规定也十分明确，于是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都在大纲和教材中规定好了，大家习惯于照本宣科，差异只在于照本宣科的效果如何，考试也习惯于将书中的史实、结论让学生记忆下来，差异只在于记忆规律的把握和儿童学习心理的把握，于是教的好就是书上的内容教师理解清楚，学得好就是学生会背书会应对记忆型的考试。“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晚清张南皮的告诫早被历史教师丢到脑后，历史就是“累死”，就是没完没了的“记忆”然后考试，然后忘记。现在这样的风气在扭转，历史教学也在逐渐地回归本位的时候，我们却陷入了困惑和迷茫。我们迷茫于课程标准的宽泛，我们困惑于不同版本表述的差异，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一切都明明白白把一切问题都交代清楚，我们习惯于考试多为记忆，因为那样简单，虽然有时残酷而无趣，虽然对孩子的终身发展并不会带来什么益处？现在的教育制度还为历史学科提供了功利性的作用，起码高中毕业证和部分同学的高考还得指望这个学科，于是天下英雄入我榖中，老师和学生在记忆的拼杀中挣取各自的功名。而现在课程标准模糊了，教材不同版本的说法不一样，考试也不知怎么考了，这怎么能不迷茫和困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