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欣赏自然,和西方人欣赏自然有一个重要的异点。中国人的“神”的观念很淡薄,“自然”的观念中虽偶杂有道家的神秘主义,但不甚浓厚。中国人对待自然是用乐天知足的态度,把自己放在自然里面,觉得彼此尚能默契相安,所以引以为快。陶潜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诸句最能代表这种态度。西方人因为一千余年的耶稣教的浸润,“自然”和“神”两种观念常相混合。他们欣赏自然,都带有几分泛神主义的色彩。人和自然仿佛是对立的。自然带着一种神秘性横在人的眼前,人捧着一片宗教的虔诚向它顶礼。神是无处不在的,整个自然都是神的表现,所以它不会有什么丑恶。在卢梭看,自然本来尽善尽美,有人于是有社会,有文化;有了社会和文化,丑恶就是跟着来了。诗人华兹华斯也是这样想,他在一首诗里向书呆子们劝告:“站到光明里来,让自然做你的师保”“自然所赋予的智慧是甜蜜的,好事的理智把事物意义弄得面目全非,我们用解剖去残杀。”这种泛神主义的自然观决定了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