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学在官府”的旧格局，迎来思想：艾化的空前繁荣和昌盛，本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内容重要、影响巨大，所以我们另设专题加以说明。
在西周及其以前的贵族社会中，接受教育、从而掌握知识，是“士”以上贵族阶层的专利，而且这些知识是高度政治化的，它往往与运用、诠释典章制度密切相关，因而被称：艺为“王官之学”、“文武之道”。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在社会秩序动荡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掌握贵族学问和知识的士人，社会身份由贵族下降为平民，他们承担了把知识向社会传播的责任。从孑L子求学的史实我们可以推知，这一变化在春秋后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日：‘仲尼焉学?’子贡日：‘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二产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子贡的叙述表明，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流散在社会上的文化知识是很多的，只要用心学习，就不难成为学有所成的人物。孑L子正是凭借着“每事问”和“学无常师”的好学与善学，而成为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反映出在“王官之学”失坠之后，“学术下民间”的历史进程。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是无从出现的。
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之大，是罕有其匹的。他生前并不得志，但在汉代已经被经学家奉为“素王”，后世统治者更尊之为“大成至圣先师”。而在“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思潮中，出现了“打倒孔家店”之说，孔子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十年动乱”之中，出于上层的政治动员，造就了大陆万众“批孔”的热闹场面。在海外则有“现代新儒学”重新诠释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学精意，发出了复兴儒学以救世的宏愿，不失为轰轰烈烈。即便是抛开政治背景浓烈的“运动”式评价不论，仅就通常的学术讨论而亩，对孔子也存在着许多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
关于孔子的历史定位，有两个看法应该不存在争议：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教育家。
儒家是上古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虽是出于后世儒者总结的“道统”，却完全符合孔子和儒家的自我定位。孔子在遭到匡人围困之时，照常充满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他是自觉地把传承古代文化当作自己的使命与责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汉书?艺文志》)则是汉代人士认定的儒学的根本特征。孔子生当春秋后期，为了匡救人欲横流、秩序紊乱的末世，在创建儒学的过程之中，他特别强调“仁”和“礼”的重要。自古以来，都有学者致力于探讨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其实，两者各有侧重，无法强分高下。“仁”主要涉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是内向性的追求；“礼”主要涉及社会的等级、秩序建设，是外向性的规范。由于我国古代存在着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既定框架，遂使两者之问的界限经常无法判分清晰。
在孔子心目中，“仁”无疑是最根本的道德，其基本涵义为“爱人”，又可以包括一切美德。所以它可以被理解为“人道”，也就成为判分人与禽兽的分界线。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主张为了坚持“仁”的基本要求，应该不惜付出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把“仁”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儒家特意强调的“仁政”，其基本要求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从高标“人道”旗帜的角度而言，“仁”和“仁政”之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是非常积极的政治理论。
“礼”，从根本上说来是维护等级秩序的礼俗与制度规定。孔子强调“礼”和“礼治”，有着直接的社会背景。孔子把当时的社会转型时期视为“乱世”，特别是尊卑秩序的紊乱、僭越行为的出现，是他深感无法容忍的。如何才能结束“乱臣贼子”横行的局面?孔子提不出前瞻式的方案，他把目光投向了过去，希望能够以恢复“周礼”的方式，来应对整顿社会秩序的现实要求。这对于公开宣传“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思想家而言，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选择。孔子的“礼治”主张，有两个侧重点：一是用“正名”的方式，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二是以在上者“垂范”的方式，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就是孔子告戒统治者的从政名言。他的“礼治”也就转化为“德治”了。孔子的“礼”和“礼治”，从表现形式来看，带有保守、倒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色彩，但从实际内容来看，也有其值得珍视的因素。“礼”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上古氏族社会的习惯法，它对于社会成员的统治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因而与春秋战国的统治体制相比，总是表现出更多的缓和与宽厚。所以，孔子赞颂与倡导“礼治”，实际上是对当时政治混乱、兵火不断、剥削过重的政局，给予批判。这种批判完全反映了一般民众的利益和要求，从而使孔子的礼治思想具备了人民性、合理性。
孑L子作为一位教育家，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其一，整理大量的古代典籍，并用作教材，使之得到有效的保存与传播，直接推动了“学术下民间”的进程。其二，传授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弟子，从而形成了儒学阵营，造就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重镇。其三，归纳和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奠定了中国教育学的根基；特别是他在教育实践中，养成了师生之间平等、自由地讨论问题的学风，至今仍有大力倡导的必要。其四，他言传身教培养读书人的人格自尊与节操，特别是在面临权势、富贵相迫的关节处，更应该保持浩然之气。他宣称“谋道不谋食”是士人必须具备的品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述而》)应该是得自孔子的教育和启迪。这种阳刚之气，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笑傲王侯!由孔子留传给古代士林的人格自尊，历久弥珍，是可贵的精神财富。
战国的“百家争鸣”，以思想的活跃和解放而著称于史。近代的思想巨子梁启超曾经以充满激情的笔调予以赞颂：“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术之大观，仰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探索造成这一辉煌文化奇观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政治局势的动荡多变、统治思想的新旧交替，在“士”与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以“治国之道”为中心的思想理论的“供需关系”，这是百家争鸣得以形成的重要社会原因。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三代之道”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要求，统治集团不得不向掌握文化知识的“士”征集治国安邦的方略。秦王政读到韩非的著作竟然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传》)典型表达了统治者对新的治世理论的渴望和追求。而那些对改造社会各执己见的士人，为了实现其以道救世的宏愿，也希望统治者能够欣赏、推行自己的学说，因而诸子大多具有干求世主的色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百家争鸣中的学术中心总与当政者的支持密不可分。战国前期的魏国能够成为名士汇聚之地、儒学与法学并存的学术中心，是因为“最为好古”、“好学”的魏文侯礼贤下士。战国最大的学术中心是齐地的“稷下学宫”，它的长期兴盛，得力于齐威王、齐宣王对文化事业的关心。特别是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为来自各国的学者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他们“不治而议论”，“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苟卿列传》)稷下学宫成了天下士人向往的圣地，最盛时达到了“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的规模(《盐铁论?论儒》)。战国后期在秦国秉政的吕不韦招客养士，使秦隐然有学术中心之实。
列国对峙下的“多君制”，为士人提供了从容择主的条件，提高了士人的政治地位。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人才的去留，可以直接关系国家的盛衰，迫使君主不得不礼贤下士，甚至于士人可以在君主面前大谈“士贵王不贵”的道理。如果学者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随意流动的人身自由，而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势，那么，就不可能造就一批有个性色彩的思想家，更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以，战国的百家争鸣本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在争鸣中真正引发社会关注的命题，几乎都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现实问题，原因也在于此。当然，当时的学者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勇于坚持理念而不肯卖论求官的优良学风，也是百家争鸣不可缺少的内在依据。
现在研究战国百家争鸣问题，从方法上或者说学风上。应该强调以下三点：其一，提倡精读原典，对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潜心研读，力戒浮光掠影、人云亦云。其二，注意在对比之中掌握不同学派的特点。在这一方面，《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对“九流”的划分和论列，都是必须参考的经典之论。其三，必须高度注意考古所见出土文献的价值。它不仅可以丰富研究的内容，甚至可以改写既往的研究定论。如，湖南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使学者对道家思想以及方术之学的认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再如，湖北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有一批早已失传的儒家、道家文献，使学术界惊喜若狂，它提供了孔孟学派的文献，展示了孔子一一孟子之间儒学的发展轨迹；它提供了与传世本有重大差异的《老子》文本，促使人们重新认识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随着郭店竹简的问世，中国古代思想史有改写的必要。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版。它收录了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置的楚简共一千二百余支，三万五千余字。收购的决策者马承源先生揭示了它的价值之所在：竹书皆为文献类，可填补历史空白，纠正讹误。《孑L子诗论》，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为了解孔子的思想、孔子对《诗》意的评价，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周易》是迄今为止所有《易经》版本中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恒先》是一篇珍贵的道家文献，论述了道家虚静的理论，提出了天地起源问题。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合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一书，收录了海内外学者的重要研究论文。有学者指出：“这是有史以来出土的最大宗的早期文献文本实物资料，其简文的数量和对古代文献文本情况反映的广度与深度均超过了郭店楚简。”如果对这些重大发现不加以利用，对战国思想的研究就会陷入落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