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虽为平民，但富有远见卓识，非常注重子孙的教育。父亲苏洵27岁时才发奋读书，细心研读诸子之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古文学家。母亲程夫人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程夫人教子有方，常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一起跟随父亲离开家乡，前往京城开封参加进士考试。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举人考试。次年初举行的礼部考试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这篇仅六百余字的答卷，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笔力稳健，文风质朴自然，这篇文章让正在倡导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考官欧阳修大为赞赏，想要把它列为第一，又担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起见，降为第二。三月参加殿试，仁宗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一年苏轼22岁，苏辙19岁。才华出众、气宇轩昂的两兄弟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殿试结束后，仁宗回到后宫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苏轼的才华受到欧阳修的高度赞赏。他曾预言苏轼将来必定会超过自己，成为文坛执牛耳者：“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苏氏兄弟一时名躁京城，文名远播。
苏轼的仕途正要开始，但在此时传来噩耗，程夫人因操劳过度病故。苏轼苏辙悲痛欲绝，日夜兼程赶回家乡为母亲守丧。直到十月丧服期满，苏轼才带领全家应诏前往京城，与弟弟一同被任命为办理文书的九品官。一年后苏轼因考取“贤良方正能直言谏科”，被授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入仕途，时年二十六岁。
凤翔三年，苏轼为政勤勉，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初次为官的苏轼既增长了地方治理的经验，也开始体会到宦游生活的沉重乏味，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嘉佑八年，久闻苏轼文才的英宗召苏轼回京，授职史官。然而正在苏轼仕途顺利之时，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年仅27岁的爱妻王弗去世，紧接着父亲苏洵也病逝于京城。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灵柩回到眉山老家，这也是苏轼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朝廷政局也发生了变化。熙宁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由于变法的程度过于激进，引起了保守势力和主张稳健改革者的反对，影响苏轼命运的长达数十年的党争由此发端。
一直主张稳健，渐变政治方针的苏轼在政见上与王安石有诸多不合，新党因此大为不满。神宗赏识苏轼的才能，但由于苏轼再三批评变法，神宗也渐渐心生不满，这使得朝中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很快，有人上书诬告苏轼兄弟，虽然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苏轼已经感受到了人心的险恶和情势危机，为求自保，随即请求外任，以离开京城政治斗争的漩涡。
熙宁四年，苏轼被任命杭州通判。七月，苏轼离京上路。途径陈州，与苏轼一家相聚，并同行拜望致仕的老师欧阳修。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便溘然长逝。苏轼万分悲痛，但因公务缠身无法前往吊唁，于是写下《祭欧阳文忠公文》寄托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情。终其一生，苏轼都对欧阳修念念不忘，直到老年还常常向门人提起恩师的教诲。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冲淡了苏轼内心的抑郁，也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在杭州期间，除了本着仁民爱物的胸怀尽心竭力地为百姓奔波操劳外，还市场陶醉于自然山水之中。由于生性豁达，开朗诙谐，不管是文人雅集还是群众游乐，总能看到他的身影。他还喜欢穷幽览胜，参访名山古刹，结交不少得道高僧。杭州三年，苏轼写下了许多描绘西湖胜景的美丽诗篇，同时也记下了百姓的疾苦和他们的哀乐。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填词，但词风基本沿袭传统的路径。
杭州任满后苏轼被改调密州任知州。密州地处偏僻，文化闭塞，景物寥落，与杭州不可同日而语。清苦和寂寞的生活虽然让人郁郁寡欢，但比起京城的党争来说却要好得多，他在诗中说：“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之一）苏轼到任后不久，密州发生严重的蝗灾，他指挥百姓灭蝗，上书要求朝廷减免秋税，并虔诚地戒斋吃素，为民祈福。
密州是苏轼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孤寂与苦闷的处境终，他开始寻求旷达超然的自我解脱方式。与此相应，词的创作也突破了旖旎婉约的传统，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意境风格都表现出“以诗为词”的特征；内容上的不拘成法，“无意不可入”；意境则开阔明朗，飘逸豪放，为中国词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之后苏轼被任命徐州知州，在他到任不久徐州便遇到了黄河决口。他积极组织民众救灾，并加固堤防，疏浚河道。他的另一德政是找大优质煤炭，为百姓解决了生活难题。徐州本是人文荟萃之地，苏轼此时又是文坛风云人物，因此徐州本地和外地的文都竞相与苏轼交往。
元丰二年，苏轼移任湖州。此时朝中小人当道，朝中斗争多沦为官场上的互相追害倾轧。朝廷新贵们在苏轼政治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便在他写的文字中寻找把柄。这年器乐，朝廷忽然将苏轼秘密逮捕，因为有人从苏轼的诗歌中寻章摘句，罗织莫须有的“包藏祸心”、“指责乘舆”、“谤讪先帝”等罪名，要求皇帝对他处以“大诛”之罪。苏轼被押至御史台，经过两个月的严刑逼供，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最终“罪名”成立，只等皇帝判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