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大招办负责人首次回应公众对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的质疑。这位负责人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偏才’、‘怪才’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
有一线教师表示，不主张用“偏才”、“怪才”命名有特殊禀赋的中学生。很多学生，不偏不怪，他们有些学科学习比较吃力，但某个学科则极为轻松，甚至有超常的能力（或可称之为“奇才”），可惜的是他们往往被高考制度挡在大学门外，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对需要创新力的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教育界应当正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寻找解决方法，而不能以一句“必须追求全面发展”推脱。
基础教育的任务的确是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这一点没有疑问。但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全面发展”？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中学教育，是追求门门考高分，是要把人培养成考试机器。北大招生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特别提到“进入21世纪，不能再用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标准去培养今天的学生”，可是，目前找不到所谓“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也许是教育的一种遗憾。
罗家伦女儿罗久芳的回忆录里提到上个世纪初，罗家伦考北大，作文是胡适批的，满分；数学分数极低。招生委员会和校长蔡元培同意破例录取，但他们还是告诫学生，学数学“千万莫作罗家伦”。也就是说，教授们对他的数学成绩还是有看法的。
罗家伦31岁那年当了清华大学校长，有人评价他重要的贡献是把清华改造成了“国立”。当然，他还有许多贡献，比如，他在1929年批准招收中、英文成绩特优，而数学考了15分的钱钟书，并召见勉励。现今各大名校招生，为区区“加20分”，百般挑剔为难，尽现“小儿科”本色，何曾有当年之大气？至于说罗家伦数学成绩不行，未必说明他不精于计算。“七七事变”前一年，在中央大学校长任上的罗家伦未雨绸缪，叮嘱总务处造500只木箱，箱内钉上铅皮，准备应急。一年后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重要的图书仪器全部及时装箱，顺利搬走。虑事如此周密，难道还不算“全面发展”？
蒋方舟，知名少年作家。2008年，清华大学降60分将她录取到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作家蒋方舟”经常还以名人身份参加快乐男声、电影首映式等各类社会活动。
但蒋方舟坚持认为自己和别人的大学生活“没什么不同”。“很多老师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知道的，顶多点名时喊一句‘那个湖北籍的美少女作家来了没有’，戏谑一下。”对这种状况，蒋方舟比较满意。
每年的高考季，各路媒体都会报道一批偏才。从2001年的韩寒、蒋昕捷到孙见坤、王云飞，一路“明星制造”。而通过高考、作品出版、作文大赛而骤得大名的偏才，更是不胜枚举。
但发生在浙江师范大学的一个个案，值得深思。一位曾被视为“女韩寒”的女生，早在高二时，其作品就获得多项省级奖项。2002年，被浙江师范大学降150分破格录取进人文学院，学校对她寄予了很高期望，但她进校后表现平平，文学才华也没有显现出来。2006年毕业后，她回到了家乡的县教育局。
而另一些不起眼的学生，反倒“冒”了出来。就在同一个学院，一名正常招录的女学生，在校期间出版了3部小说，毕业后成了一名网络作家。有专家认为，这两名女生的遭遇，也折射出一个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上的重要话题。一方面，“偏才”的选拔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一些在高中阶段表现出来的特长或潜能，有可能因各种因素，在大学甚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显现，一些“偏才”甚至会像“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方仲永那样“泯然众人矣”。另一方面，在自主招生改革的道路上，又要允许这样的“偶发案例”存在。在杜绝招生腐败的前提下，这也是教育改革难以避免的一项探索成本。
有评论认为，目前的确没有评价“奇才”的标准，也缺乏选拔“奇才”的社会环境，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和魄力，而并非没有值得名校关注的可造就之材。